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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8 20: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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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的起因可能是为了锻炼腿部力量：是一种属于军事上训练的活动。通过实践，逐步改进游戏方法，使人们感到踢球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齐国临淄城的人们，就是把踢球和吹竽、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等都当作娱乐活动的。以踢球为娱乐，在战国时期，不仅只是齐国，见于吏籍记载的还有楚国。《西京杂记》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大公，原出身于楚国沛县丰邑的庶民。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刘大公和刘温接到了长安城的未央宫中养老。二老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豪华的大厦，看的是歌舞伎乐，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终天闷闷不乐。于是，刘邦派亲信到刘大公处打听，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败夫走卒、屠狗杀牛之辈，一天工作之后的娱乐活动就是斗鸡、蹴鞠：而现在住在未央宫里，没有过去的老朋友，没有斗鸡、蹴鞠，总感到不是味。于是，刘邦就下了一道圣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一座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住在新城，刘太公和刘温也迁住到那里。从此，太公又“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这座新城，后来就被命名为新丰城，即今陕西省临撞县的新丰镇。

　　汉代的足球由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这不光是性质的改变，在方法上也有极大的变革。《蹴鞠二十五篇》早已失传了。唐朝人还看到过此书。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蹴鞠二十五篇》有《域说篇》”，域说就是讲球门建筑规格的，仅此一篇，就可见全书内容的详尽。如果《蹴鞠二十五篇》能从地下被发掘出来，对汉代足球运动的研究必将提供丰富的资料。现在，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诗文中，寻求汉代足球方法的一鳞半爪，从东汉人李尤的《鞠城铭》中颇能窥见汉代足球运动的面貌。鞠城就是球场，汉代的足球场建筑都是很正规的：球场四周围有矮墙，球门象座小房子，正面育看台，有阶梯，就象一座小城。《鞠城铭》就是刻在鞠城墙上的铭文；全文不长，一共十二句。翻译成现代的口语就是：圆的足球方的场墙，这是仿象阴阳的道理天圆地方。两边各有六个球门，一队有十二个人上场。比赛时裁判长和副裁判，要坚决执行球赛的法章。不怀偏袒的私心。不因亲疏而异样，完全是公平合理，谁也无埋怨的话可讲。球赛尚然如此，执掌政权更该这样。从这几句铭文中，可以使我们知道，汉代的足球已是分队比赛，每边有六个球门，上场队员是十二个，比赛时有正副裁判执法，有明确的球规可循。这样的踢球方法，可以说已具备了现代足球运动的比赛规模了。

　　由于球体轻了，又不用激烈的奔跑争夺，唐代开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门的，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称为白打。唐代诗人王建有一首《宫词》，是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为乐，寒食节就是清明节，在这一天，我国古代的人们有禁烟火吃冷食的习俗，都要郊游或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消除寒食的积滞。皇帝宫中有这样的习俗活动，民间也有。唐代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可见踢球之高。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也说明了踢球活动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南宋诗人陆游在《春晚感亭》诗中描写过这个情景：“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又《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

　　高俅因踢球而发迹，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贵族是喜爱踢球的，有些人本身爱踢球，有些人爱看踢球。上海博物馆藏一幅元钱选绘的《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情景，宋代礼仪中规定，朝廷有大的喜庆宴会，都要有足球表演。在喝了第六怀酒之后，足球艺人便上场表演踢球。二是宋代社会上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据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在皇宫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此外，宋代社会还有一部分人以踢球帮闲混饭吃的。刘邢在《中山诗话》中写了一个类似高俅式的人物柳三复。柳三复是个秀才，踢得一脚好气球。他的官运不亨通，几年选不上官。他知道宰相丁谓喜欢踢球，便想走这条门路获得一宫半职，但又拿不出钱财贿赂丁谓的门房求得接见。于是，他天天守候在丁谓家球场的墙外。一天，丁谓踢的球飞出了墙外，柳三复拾了球，喜滋滋地抱了送还丁谓，管门的人只好让他进去。他见了丁谓之后，把手中的球抛在空中，一面跪拜，一面用肩、背、头顶球，球一直未坠落在地。丁谓看了这种表演，不由得哈哈大笑。柳三复也就在哈哈大笑中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官职。

　　宋代由于对足球运动的重视，足球运动相当普及，有关一些著述，如《蹴鞠图谱》、《蹴鞠谱》和《事林广记·戊集》就是宋人撰写的。《蹴鞠图谱》的作者是汪云程，《事林广记》的作者是陈元靓。这三部书中都用许多专业术语，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我们古代足球在清朝中叶断绝之后，这些专业木语已有许多难以辨识。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在宋代，足球是最受普遍欢迎的娱乐活动。“风流无过圆社”，”青春公子喜，自发土夫怜，万种风流亭，圆社总为先。”《蹴鞠谱》中的这些记载就是证明。踢球之所以成为老少欢迎的娱乐，是因为这种娱乐既使人”精神爽”、“消长日”、“度永年”；又可起到强健身体、预防疾病的作用，即”健体安身可美”，”肥风瘦痨都罢”。“得此消闲永日，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身健体之功。”此外，还可以“善诱王孙礼义加”，即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在七百年前，人们对于足球运动的娱乐、健身和培养思想情操的作用，已有如此充分的认识，这对于足球运动的开展当然会起极大的腿进作用。

　　我国元以前史籍上没有男女对踢足球的记载。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散曲中才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萨都刺《蹴鞠》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可见踢球和歌舞一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鸣珂巷里”的“绝色婵娟”；”若道是成就了洞房惜王怜香愿，六片儿香皮做姻眷。”可见踢球成了娱客的手段。从“足球纹铜镜”和元散曲中所反映的事实可知，元代踢球娱乐的社会性是大大缩小了，它不再是节日的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明史》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淫乐连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科大全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李桂姐踢球的事：“西门庆正喝在热闹处，见三个圆社向前来打个半跪，西门庆平昔认的，一个唤白秃子，一个唤小张闲，一个是罗回子。因说道：‘你们且外边侍候，待俺们吃过酒踢三跑。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来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无不假喝采奉承，就有些不到之处，都快取过去了，反来西门庆面前讨赏钱，说：‘桂姐行头，比旧时越发踢熟了，撇来的丢拐，教小人凑手脚不迭。再过一、二年，这院中似李桂姐这行头，就数一数二，强如两条巷董官女儿数十倍。”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娱乐性质。

　　明代足球的社会性，虽然逐步缩小了，但是，见于文物和史籍记载的资料，还是不少的。如明社重画的《仕女图》有蹴鞠场面，《明宣宗行乐图卷》中有观鞠场景，明王圻《三才图会》也有蹴鞠图。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象《红楼梦》这样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大全，书中只有一次提到踢球，而且也只有一句，即“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只有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汪士秀》中，有较长的关于踢球活动的描写。该书中说：汪士秀是庐州人（今安徽省合肥市），父子都善于踢球。几年前，父亲在钱塘江中溺死了。汪士秀南游洞庭湖，夜伯湖畔，思念父亲之死，不能入睡。忽见湖水中出来五人，铺一张大席在水面，饮酒作乐。酒后拿出一个晶体透明的球来踢。汪士秀见那会踢球的老者象他父亲，便坐起在舟中观看。这时，恰巧那球落在他的身傍。汪士秀一时技痒，便起脚踢了回去，那老者见状惊呼道：“这是我们家传的流星拐踢法。”谁知汪士秀一脚踢的太猛，把球踢破了，霎时间湖上人球俱杳。原来那四人是鱼精。他父亲溺水被鱼精拯救留作仆役，踢的球是鱼膘做成。蒲松龄在写球被踢破下落时，用了这样一句来形容：“中有漏光，下射长虹，犹如经天之彗，直投水中，滚滚作沸泡声而灭。”如果把这一句话移来形容我国古代足球发展的过程，是再恰当不过了。我国古代的足球活动，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象彗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灭绝了。

　　投壶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做的一种投掷游戏。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就用箭投酒壶代替。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该项活动到战国时得到相当发展，这与此时儒侠对立、文武分途有关。当时，文者倾向于内心修养，而不习武事，专注于衣冠、礼仪、饮食之间。投壶这种从容安息、养志游神、讲究礼节的活动，正适合其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礼记·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进行时，与射礼相似，也有揖让进退等繁琐礼节。

　　最早的投壶方法，是以短矢投向盛酒的壶中，后来投壶所用器具壶和矢都做了改进，制成了专门用于这项活动的壶和矢。投壶时，宾主离壶五至九尺外，用规定数目的带皮无镞的箭轮流投射。按“算”和“马”计数，中多者胜，罚输者饮酒。投壶有繁琐的礼仪程序。由“司射”主持仪式，击鼓奏乐，宾主按“狸首”节拍，履行规定程式后分别投射，既行宾主之礼又相与娱乐。算是投壶时计数的器具，箭杆状物，长为周尺的一尺二寸，插于盛器中。二人分宾主投壶用八“算”，人多时照加。宾投中一箭，司射从盛算器中抽出一“算”置于右边；主人投中一箭，司射从盛算器中抽出一“算”置于左边。战国时投壶用以盛算器具叫“中”，形似伏兽。大夫投壶用“兕中”，木刻的伏卧之野牛；士则用“鹿中”，木刻的伏鹿。“中”的背上刻八个圆孔，“算”插于孔中。马：投壶时计数的器具，木制。投壶时投中一箭立一马；一方投中三箭的立三马；一方投中两箭的立二马；双方投中箭数相同的不分胜负。

　　投壶活动在汉魏时期仍是王公大臣的娱乐活动。《西京杂记》载：“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恶其矢之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游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言如博之坚枭，于辈中之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昂。”舍人，官名，当时王公贵官左右亲近的人，这些人为迎合主人的爱好，精心研究投壶之法。汉以前，投壶主要要求中的，为了使矢不跳出，故实以小豆。而郭舍人则改木矢（棘）为竹矢，使之有弹性，竹矢入壶则反弹出来，然后接之又投，“一矢百余反”恐有夸张，但反复多次是有可能的。反复不断地投，需要有灵敏、速度以及高度的准确性。从“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来看，能“骁”者并不多见。

　　汉之投壶承袭了先秦之俗，仍是王公大臣宴会上必不可少的娱乐内容。“古歌曰：上金殿者，王遵延贵客，入门黄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琴瑟为请商，投壶时弹棋、博弈并复行。”现存南阳汉画馆的一幅投壶石刻画，形象刻画了当时酒宴投壶的情况。画面中间立一壶，壶内插着已投进去的两根矢，壶左侧置有酒樽，樽上置勺一把，供人舀酒用。有两人分别跽坐于壶左右，每人一手怀抱三矢，另一手执一根矢，面向壶准备投掷。画面右边有一人跪坐，两手拱抱，似旁观者，又像侍仆。左边一人席地而坐，很可能是宴会主人。当时投的壶非常讲究。魏邯郸淳《投壶赋》曰：“厥（其）高二尺，盘腹修颈，饰以金银，文以雕镂。”可见，此种壶是专为游戏而精制的。

　　关于古籍中记载翘关的事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有关系。儒家的含义原是柔顺、懦弱。封建社会后期的儒主也多半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文弱书生，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以为儒家就是文弱。其实，春秋时期，文武官吏还没有严格的分界，作为士阶层的人都是文武双全的。孔子是士阶层中的一员。他年轻时当过奴隶主的乘田、委吏等小官，所以，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列子》等书都记载了“孔子之劲，能招（通翘）国门之关”。国门之关就是诸侯国都城门的大门栓。诸侯的国都城门一般都有四、五丈阔；如果用拱把粗的木头做栓。也有几十斤重，据汉朝人高诱的解释，翘关的方法是“以一手捉城门关显而举之”。就是说，用一只手握住门栓的一端，把四、五丈长的木栓挺举起来。这需要很大的力量，说明孔子确是个举重的大力士。

　　汉代仍以扛鼎为练力之法。唱过“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力士项羽，是“身长八尺，力能扛鼎”；在作战中“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汉武帝的儿子广陵王胥，也是“壮大，力扛鼎”。《汉书·邹阳列传》上说，赵王曾召“鼎士袨服于丛台之下”。《盐铁论》中贤良讥刺时事是“戏车鼎跃，咸出补吏”。这些都说明西汉社会十分重视练力活动，其练力的方式仍以扛鼎为主，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汉代的练力方式是更为扩大了。现藏徐州博物馆的一块汉画像石，是西汉墓室中的横梁。图象有七人，左二人手持兵器共同搏虎：第三人弓步蹲身作拔树状：第四人手握一只死兽的尾巴，把庞大的兽背在身上；第五人双手执鼎耳，把鼎翻举过头顶；第六人双手抱一幼鹿：第七人手中持一环状物。这幅”搏虎、拔树、背兽、扛鼎图”就是汉代的练力图。

　　汉代练力的方法虽然仍旧利用生活工具，但汉代练力的社会性质却有所改变，即由军事作战的练力，扩大到社会娱乐的表演。张衡在《西京赋》中描写长安城的娱乐表演说，在纷繁的杂技歌舞表演中，也有“乌获扛鼎，千斤若羽”。这说明扛鼎已成为社会娱乐项目。汉代除了扛鼎的表演之外，也还有举各种重量的生活用具的，南阳汉画像石上，有幅绘有壮汉在臂上玩弄大铜壶的图象。内蒙古和林格尔的汉代壁画上，有一个赤裸上身，显露出粗壮肌肉的汉子，抛举一个大车轮子。由汉代开始的举重娱乐项目，演变成为后代”舞轮伎”、“踢弄伎”、“举石”等杂技。东晋左思在《吴都赋》中说，吴都的娱乐活动，是“里燕巷饮，飞觞举自，翘关扛鼎，弁射壶搏”。李善《文选注》说：“翘关扛鼎，皆逞壮士之力也。”壮士逞力的娱乐表演，不仅在长安有，在江左的吴都也有；不仅汉代有，还延续到了两晋。

　　唐太宗以科举取士，冲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武则天时，除科举取士外，并增设了武举科目：“长安二年，始置武举。”考试的内容除了步射、马射、马枪之外，”又有翘关、负重、身材之选”（《书·选举志》）。这时的翘关已不再举门栓，而是举一种特制的举重器具。“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一丈七尺长、三寸半直径的木棍，不算重。举法与春秋时翘关一样，用双手握一端，后手不得离棍端一尺。为什么要用这种举重方式作为考试的内容呢？这与当时兵器的使用有关。唐代骑兵使用的马枪是一丈八尺长，需用两臂力量掌握，而练习翘关正是锻炼两臂的力量。唐代从作战需要出发，制造适合的锻炼器械，这是我国古代从利用生活工具举重向自制体育器械举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唐代的举重除了作为军事训练的武举考试之外，也还是社会的娱乐活动。《书·兵志》记载，唐玄宗天宝之后，京师军队的纪律废弛，“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翘木就是翘关，扛铁则是举各种铁制的器物。宿卫部队练习翘木、扛铁，并非为了训练，而是一种娱乐。在唐末人笔记小说中，对社会上举各种重物者多有记载。据《歙州图经》记载，绩溪县太微村有个叫汪节的人，到长安城东渭桥边同别人打赌，把一个重千斤的石狮子“投之丈余”，十几个人抬不回来，只好又请他“提而置之故地”，又据《御史台记》记载，有个叫博通的人，能两手托两张桌子，桌子上摆满了酒菜：上下台阶来往数次，而桌子上的酒菜“略无倾泻”。当时为了看博通的表演，“窬主人垣墙，屋宇尽坏，名动京师”。《北梦琐言》记载，唐僖宗时，四川绵竹县有个王生，他表演了陆地拖船：船上还有十二个人在跳舞。直拖至舞蹈完毕，王生“略无倦容”。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唐代由于民间练力活动的开展，产生了奇材异能的力士。

　　明清两代承续唐代的武举制度，在考试内容上略有变更。即将翘关的举重方法改变为掇石。据《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载，武科考试分三场：头场试马步箭。二场试技勇，三场考兵法。技勇就是拉弓、舞刀、掇石三项。拉弓开弩，可练臂力，早在汉代，人们就注重这种训练，那时的开弩叫蹶张。河南南阳各地发现了不少蹶张的汉代画像石。如河南南阳唐河县出上的《熊材宫蹶张》画像石，左刻一熊，张牙舞爪：右刻蹶张，高髻，着襦。肩插一矢，两脚踏弓。两手奋力张弦。唐河县还出土了一块蹶张画像石，图左刻蹶张，高髻，着襦，口衔一矢，两脚踏弩，两乎奋力张弦；图右刻一人，一手持斧，一手提壶，两手作上举状。还有一块蹶张画像石，图上蹶张头戴武冠，瞪目衔矢，双足踏住弩背，两手用力张弦，形象凶猛强悍。在明清，考试分得很细：“弓有八力（一力是十斤）、十力、十二力，逾十二力头号为出号弓。刀有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石有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各以三号、二号、头号，分等试之。弓必三次开满，刀必前后胸舞花，掇石必去地一尺，上膝或上胸。”弓，刀、石三种技勇，实际上都是力量的考试。拉弓、舞刀都需要臂力，掇石更要全身有力量。封建统治者开科武举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其得力的将才，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举重运动的开展。民间出现不少技勇，如道光年间，琼州府文昌县的符成梅，年已八十四岁，还能够拉开三号弓，刀舞胸背花，掇石离地。

　　到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规定摔跤是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据《礼记·月令》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射箭、驭车和角力，都是士兵作战的重要技能；将帅在冬季还要对自己的部队进行一次检阅，以观其训练成绩。据汉朝人解释，角力就是互相扭打的“两两校力”，是徒手搏斗的一种作战方式。在三千年前，青铜兵器并不十分锐利，而且作战时也会经常发生兵器折损的情况，徒手作战技术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春秋时吴楚的柏举之战，楚国的军队被打得大败。楚国大夫莫敖大心在兵器折损、无法作战的情况下，只身冲入敌军，徒手打死摔伤了几个人，最后被杀殉国，在战场上同敌人角力是生死拼搏，手下绝不留情：而在平时训练“两两校力”的时候，就必须有一定的方法和规则，以避免无谓的伤亡，据《国语》记载，春秋末年的晋国已经有了摔跤比赛。

　　赵简子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他就是后来三家分晋的赵襄子的父亲。他的戎右少室周就是一个善于徒手搏斗摔胶的能手。在古代，一辆战车上有三个甲士，中间的甲士是驾车的驭手，左面的执弓箭，右面的执戈矛。远距离的敌人由弓箭手射击，近距离的敌人由戈矛手刺杀。而在元帅的战车上则只有旗鼓，由元帅号令指挥全军的进退。元帅车上没有弓箭手，戎右就成为保卫将帅安全的武装卫士。因此，元帅车上的戎右都是选拔武艺高强勇力超群的人担任。少室周当了赵简子的戎右，心里当然欢喜，但又有点担优。为了保卫元帅的安全，每逢休闲时间总是寻师访友切磋武艺，提高自己的摔跤技术。晋阳城有一个叫牛谈的人，是奴隶出身，摔跤本领高强。少室周到了晋阳便找到牛谈，提出与他进行摔跤比赛。第一跤被牛谈摔了个脸朝天，第二跤又摔了个肩背着地；一连几场比赛，都是少室周输了。少室周十分佩服牛谈的摔跤本领，便向赵简子推荐，把自己戎右的职位让给牛谈。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春秋末年，社会上就有了摔跤比赛，而且在比赛场上很注重道德修养，赛输的人甘愿荐贤让能。

　　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之后，规定阅军大典的内容是角觝。在奴隶制社会，狩猎为阅军大典。狩猎时要出动战车，要射箭，要击刺，要徒手搏斗，实际上是一次联合军事演习。战国时期军事战术有了改变，南方用水军，北方多骑兵，中原地区是采用大兵团的步兵战斗。因此，各诸侯国的军礼就很不一致。秦朝统一天下之后为什么要以角觝为军队大典之礼呢？据《文献通考》记载：“秦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县兵器聚之咸阳，销为钟鐻；讲武之礼，罢为角觝。”这就是说，兵器都销毁了，讲武之礼才改为角觝。这种理由是不充分的。无论秦始皇如何收缴民间兵器，总不会连军队的兵器都收光了，只能检阅士兵的徒手搏斗技术。真正的原因是，秦国是在中原建国的，统一天下后，军事力量也是以步兵为主，而徒手搏斗是步兵的重要作战技能，因此才定角觝为阅军大典的内容。

　　金日磾原是匈奴族休屠王的太子，被汉军俘虏，后入宫廷当马夫。由于他为人忠诚，做事勤恳，被汉武帝提拔当了侍卫；又因为擒了莽何罗有功，升为车骑将军。后来他和霍光同是汉武帝的托孤之臣。金日磾的摔胡动作可能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摔跤。在古代文物上也有类似的图象，如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洋西客省庄发掘了一座战国墓，墓中殉葬物有两块透雕铜牌。透雕的花纹图象，在两匹战马之间，为一对长发高鼻的人，上身赤裸，下身穿长裤，互相弯腰搂抱作摔跤状。无论是透雕工艺特点和图中人物形象，还是墓主人的身份，都证明这是我国北方匈奴等古代民族的摔跤动作。这种图象和金日的摔跤动作互为验证，可以认为，在西汉时期，我国北方民族式摔跤已传入中原地区，并和中原的传统角力相互交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摔跤运动。

　　在唐朝的宫廷里有两个专供皇帝娱乐的地方，一个是教坊司，一个是内园。教坊司里大都是歌舞伎，而内园却多是体育表演的健儿。《书》上说，“内园恒备角泌之徒”。所谓角觝之徒，就是专门供皇帝观赏的摔跤手。现在摘录一些唐朝历代皇帝观看角觝表演的一些史料，从中既能看到唐代皇帝喜爱这项活动，又能看到唐代角觝发展的面貌。唐玄宗李隆基“每赐宴设酺，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飞剑、角觝”，唐宪宗李纯御瞬德殿大宴群匣及公主，“观击鞠、角剑之戏，大合乐，极欢而罢”唐穆宗李恒”幸左神策军观角觝及杂戏”。唐敬宗李湛于宝历二年六月”甲子，观驴鞠、角觝于三殿”。唐文宗李昂“幸勤政楼观角觝、蹴鞠”。唐懿宗李漼“咸通中选隶小儿园，寻入相扑朋”。唐僖宗李儇“弱冠登位，为宦官所押，内园恒备角觝之徒，以备卒召”。后唐庄宗李存勖“在藩邸，每宴，私与王郁角觝斗胜。郁频不胜，庄宗自矜其能，谓存贤曰：‘与尔一搏，如胜，赏尔一郡。即时角觝，存贤胜，得蔚州刺史”。《文献通考》上说，作为宫廷的娱乐活动，角觝是各种表演节目的压轴戏。摔跤手临上场前，左右军就擂起大鼓。在急鼓声中，一个个赤裸上身的壮士绕场而入，寻对扭摔：一交上手，场外的观众就呐喊助威。分出了胜负之后，观众欢呼，急鼓三通。这场面确实很热烈，很激动人心。

　　宋代已经有了全国住的相扑比赛。《梦粱录》记载：“若论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争交，须择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如头赏者，可得奖品旗帐、银怀、彩缎、锦袄、马匹等。南宋临安城的南高峰比赛是全国最高级的比赛，赢得头名所获得的奖品是很丰盛的。宋理宗景定年间，温州的韩福夺得了冠军，不仅获得奖品，还被封了官“补军佐之职”。《水浒全传》上写的泰山庙会的比赛也是全国性的比赛。任原在擂台上夸口说：“四百座军州，七千余县治，好事香官恭敬圣帝，都助将利物来，任原两年白受了。今年辞了圣帝还乡，再也不上山东了。东至日出，西至日没，两轮日月，一合乾坤；南及南蛮，北济幽燕，敢有出来和我争利物的吗？”泰山庙会的相扑是全国性的比赛，连奖品也是全国各地赞助来的。这更说明宋代的相扑运动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

　　宋代的相扑可以使用拳脚，有时也会发生死亡事件，但比赛中多半还是以摔、绊等技巧，把对方摔倒取胜。这在《水浒全传》第一○四回对王庆与段三娘比赛相朴描写得很具体：“王庆见她是个女子，又见她起拳便有破绽，有意耍她，故意不用快跌，也拽双拳吐个门户，摆开解数。那女子见王庆只办得架隔遮拦，没本事钻进来，她便觑个空，使个黑虎掏心势，一拳望王庆劈心打来。王庆将身一侧，那女子打个空，收拳不迭，被王庆就势扭定，只一交，把女子翻；刚刚着地，顺手儿又抱起来，这个势叫做‘虎抱头。”第七十四回写燕青和任原比赛：“任原见燕青不动手，看看逼过右边来，燕青只瞅他下三面。任原暗忖道：‘这人必来算我下三百，你看我不消动手，只一脚踢这厮下献台去。燕青却一个抢将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胛顶住他胸脯，把任原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四五旋，旋到献台边，叫一声‘下去，把任原头在下，脚在上，直撺下献台来。这一扑名唤‘鹤鸽旋”。”虎抱头”是以强打弱，“鹁鸽旋”是以小打大，都是以巧取胜的相扑动作。这说明宋代的相扑是以巧取胜的。《角力记》中记录了宋代一首《题墙上相扑画》诗：“黑汉勾却自汉颈，自人捉住黑人腰，如人要辨输赢者，直须墙隤始一交。”这首诗反映了当时不仅已广泛开展了相扑运动，而且有了以相扑为题村的壁画；同时说明，相扑比赛是以巧取胜，例地就分输赢，不必一定“扑杀”或“撺下台来”。

　　据《武林旧事》记载，宋代的表演艺人中还有一种“乔相扑”的艺人，乔就是假装的意思，是由一个人俯下身来，穿着假外套，扮成两个人相扑，俗称是“两个小伙子摔跤”。此外，宋代的艺人中还有女相扑手，《梦梁录》记载，临安城有女相扑手“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及”张椿等十人”。关于女子相扑艺人，这是我国最早的记载，但女子相扑这却不是最早的。早在三国时期，东吴的国主孙皓，就曾”使尚方以金作金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女着以相扑，早成夕败，辄命更作”。这种以娱乐为目的的相扑，当然不会有多少摔扑的技巧。宋代的女子相扑是讲究技巧的。就以段三娘和王庆的相扑来说，女子敢于和男人比赛，在失败之后，却“毫无羞怒之色，倒把王庆称赞”，表现了虚心学习的态度。宋代的女子相扑排在男子相扑之前，“先以女飐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然后以膂力者争交”，这就是相扑表演的开场赛。在北未时，也有女子单独表演相扑的。司马光《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记载，宋仁宗嘉佑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皇帝在宣德门观看各种艺人表演节目，其中就有女子相扑表演。这件事触怒了封建卫道者司马光，他上奏章给皇帝说：“臣窃闻今月二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备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费。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矛四方也。”司马光以封建礼教思想反对女子相扑，迎合一部分封建士大夫的心理，对女子相扑运动的开展当然很有影响。

　　元朝王室起于北方的蒙古族，在辽阔的草原上以游牧为生，习俗重骑马、射箭和摔跤，称这三项为”男子三项竞技”。在部落联盟选举中，只有“男子三项竞技”超群者，才有资格被推为部落联盟首领。成吉思汗手下的名将合撒儿、别勒古台、木华黎、哲别、苏别额台等，都是“男子三项竞技”的能手。《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于1218年远征前，商议将汗位委托给皇子。于是拙赤、察哈台二子争汗位，“拙赤起，揪察哈台衣领曰：‘……若远射败于汝，则敢断其拇指而弃之。若相搏败于汝，则自倒地勿起之，愿听父汗圣旨裁夺。”这表明在蒙古族中继承汗位的人射箭和摔跤是重要条件之一。在蒙古那边慕大会上，“男子三项竞技”是大会的重要内容，获得冠军的人能得到很多的奖品。直到元朝入主中原之后，还经常进行这三项比赛。《元史》中经常有“赐角觝者钞各千贯（或银千两）”的记载。

　　蒙古族以游牧为生。妇女在游牧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不受封建礼教歧视妇女观念的影响。妇女也可以参加“男子三项竞技”比赛，而且有的妇女还胜过男子。《马可·波罗游记》中《海都女之勇力》记载：“国王海都有一女，名叫阿吉牙尼扬，鞑靼语犹言‘光耀之月。此女甚美，甚强勇，其父国中无人以力胜之。其父数欲为之择配，女辄不允，尝言‘有人在角力中能胜我者则嫁之，否则，永不适人。其父许之，听其择嫁所喜之人。1290年，有一贵胄，乃一富强国王之子，勇侠而甚健，闻此女角觝事，欲与之角，携千马毅然来此国中。二人即至角场，相抱互扑，各欲扑对方于地，然久持而胜负不决。最后，女扑王子于地。”在这次相扑比赛之前，王后及大臣均劝阿吉牙尼扬让漂亮的王子得胜，以便成全这次婚姻。但是阿吉牙尼扬断然拒绝。她说：“无论怎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做任何不对和没有理由的事。”阿吉牙尼扬在比赛场上是一个摔跤的能手，在战场上也是一个作战的勇士。“其父远征，辄携女与俱。盖扈从骑卫中使用武器者，无及其女也。有时女自父军中出突敌降，手擒一敌人归献其父，其易如鹰之捕鸟。每战所为，辄如此也。”阿吉牙尼扬真是女中的豪杰，草原上的雄鹰。

　　清王室的御前侍卫大都是布库能手。他们一方面可以保卫皇帝的安全，另一方面在宴会中随时可以叫出来比赛。康熙十六年扩大了布库侍卫组织，成立了善扑营。康熙为什么要组织善扑营呢？因为布库侍卫为他夺回政治权柄出了大力。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八岁登基，朝廷的大权完全掌握在大臣鳖拜手中，康熙到了十五岁，决心要铲除这个隐患，收回政权。但螯拜的势力太大，朝中布满了他的党羽，一旦走露了风声，诛杀不成功，反而会酿成一次大的叛乱。据《竹叶亭杂记》记载，康熙“选小内监强有力者，令之习布库，鳌拜或入奏事，不之避也。鳌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帝令布库擒之，十数小儿执鳌拜，遂伏诛。”康熙利用训练布库的方式，瞒过政敌的监视，实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表现了他的英明果断。从此在皇帝的侍卫中“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善扑营中的侍卫，都从八旗军中层层选拔出来，个个是身高力强的壮士。《北京竹枝词》中有一首专门写善扑营的诗：“布靴宽袖夜方归，善扑营中个个肥，燕颔虎头当自笑，但能相搏不能飞。”

　　我国古代的骑兵虽创始于战国时的赵武灵王，但当时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兵种。到了南北朝，盛行甲马，就是给马匹穿上防护的甲具，俗称为铁骑。唐太宗李世民改变了骑兵装具，成为轻骑兵，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这种特长符合大唐帝国地域辽阔、疆土广大的战略需要。因此，唐代自建国以来就重视骑兵部队的建设。《书·兵志》记载，“自（太宗）贞观至（高宗）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天宝后，“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马匹是建设骑兵的基础。有了马匹，还要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木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唐代开展马球的目的就是为了军事训练。唐人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说：“击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

　　《唐书·本纪》中，常常有皇帝幸某处击鞠的记载，说明唐代皇帝犬都亲自上场打球。唐皇宫中有好几处马球场是专供皇帝打球的。据考古材料，1956年西安市唐长安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的一块石志上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铭文。说明含光殿球场的建筑年代在大和辛亥，即唐文宗五年（831年）；同时也说明，唐朝在皇宫建筑球场是专门为皇帝和显贵们用的。由于经常参加打球，有几代皇帝的球技还很高超。如唐宣宗李忱可以骑在飞奔的马上，用击鞠杖连续击球至数百次之多；唐僖宗李儇向他的近待夸口说，如果朝廷设置打球进士科，他可以考中状元。如果真要在唐代的皇帝中考选马球状元，只有唐玄宗李隆基才够资格。唐人封演所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了唐玄宗二十四岁时参加的一次与吐蕃的马球赛，表现突出，为唐王朝第一次外交球赛赢得了胜利。

　　唐代文人当然没有武将的马球技艺高。在文人中也不会象军中马球开展得那么普遍。但唐代文人也有不少人是会打马球的。进士科是唐代文人最光荣的出身，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文人都希望由进士科走入仕途。而进士科及第后有三大盛会，即慈恩塔题名、曲江游乐宴会和月灯阁下打球。这是文人夺得鳖头后最得意的活动。如不会打球，岂不使盛会扫兴。因此，唐代文人由文入武，当了节度使的也不乏其人。如诗人李绅、高适、张建封，都由文人武当上了节度使。当了节度使就要训将练兵，就要会打马球。所以，张建封在他的诗中说：“仆本修文执笔者，今来帅领红旗下，不能无事习蛇矛，闲就平场学使马。”文人入武，首先就要会打马球。上述两种仕途都促进了文人中的马球运动。

　　唐代个别文人，马球技术也很精湛，还能战胜神策军中的老手呢。五代人王定保的《唐摭言》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月灯阁下打球的故事：晚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新进士集会在月灯，阁下准备赛球，场外已围了几千观众。突然，有几个神策军闯进了球场，手拿球杖，策马奔驰。其用意很明显，是要和新进士较量一下。晚唐时期，朝廷政权完全掌握在宦官之手，而左右神策军就是宦官手中的两把刀子。虽然这次是无理取闹，新进士也不敢公然得罪他们。但这天的盛会，是新进士出头露脸的大喜日子，如果在几千观众面前输了球，是很丢脸的。正在为难之时，有一个新进士叫刘覃的挺身而出说：让我去教训教训他们！说完跨马执杖驰进了球场，向在场的几个神策军拱手道：新进士刘覃，特来奉陪练球！这几个神策军见有人应战，便拿出球子与刘覃比赛。谁知只驰驱了几个回合，球子便被刘覃夺得。他只有一个人，无法传球，便在马上连击几次之后，一个大打，把球子打向空中，球子飞出球场，不知落到何地去了。这几个神策军想不到一个文人竟然有这样高超的球技，有这样大的击球力量！一个个目瞪口呆，垂头丧气，在几千名观众的嗤笑声中，面红耳赤地离开了球场。

　　官僚军阀们，为了争权夺利，常常无事生非，球场中的风波也会变成政治斗争的恩怨。据《书》记载，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是魏博节度田承嗣的女婿。有一次，李宝正和他的内弟田维打球，不慎冲撞了田维，使田维堕马身死。田承嗣大怒，囚禁了李宝正。从此两家结下了十几年的冤仇。刘悟本来是淄青节度使李师古的一个部将，在一次球赛中，刘悟的马头撞了李师古的马；李师古很生气，要杀死刘悟，后因别人劝解而罢。但刘悟却从此怀恨在心。李师古死了之后，刘悟杀了李师古的弟弟李师道，自己当了淄青节度使。另据记载，黄巢的部将朱温，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当了唐朝的节度使。他派儿子朱友伦在长安城做监军。在一次球赛中，朱友伦不慎坠马而死。朱温以为是别人有意谋害，便杀死了唐朝许多旧臣来报复。

　　唐代马球技术的提高，除了军队中有一批骨干之外，在皇家内园也有一批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马球运动专业人员。在唐代的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各地节度使向皇帝献“打球供奉”的记载。打球供奉虽然有很高的技术，但在皇帝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娱乐的玩具而已。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都是得不到保障的。唐敬宗李湛是一个喜怒无常，以别人的伤残为欢乐的残暴君主。他常常叫打球供奉半夜赛球，以致经常发生“碎首折臂”的惨事。而他却以此为乐，残酷的暴虐行为终于激起了打球供奉们的反抗。据《资治通鉴》记载，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李湛在郊外打猎，回到宫殿已是夜半，忽然心血来潮，把打球供奉从睡梦中唤醒召来，要他们打球作乐。这时马已困乏，人无准备，又是夜半昏黑，更容易发生危险事故。而李湛一意孤行，毫不听人劝说，为了满足其残暴的本性，非要人伤马残不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球供奉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人，联合起来，杀死了李湛。在警卫重重的皇官中，这几个打球供奉杀了皇帝，当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苏佐明等人虽然并不是有计划的起义，并没有象罗马帝国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斯那样，率领一部分义军，摧毁帝国的统治，但他们在封建思想禁锢的皇宫中，敢于拿起武器，杀死被尊称为天子的偶像，这种反抗精神，也是值得赞扬的。而他们勇敢无畏的品质，不能说和从事马球运动没有关系。

　　赵眘主张抗战、建设骑兵的行动，很快就在南宋军中收到了效果。陆游是南宋的爱国志士，他一生渴望民族复兴，祖国统一，临终前还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有名诗句。他四十岁时投笔从戎，参加了四川宣抚使的军队，经常驻军南郑。南郑是南宋向北进攻的前哨阵地，军事训练最能体现南宋朝廷的战略意向。在陆游的诗中，多次提到在南郑的军中开展马球活动的事：“军中罢战壮士闲，梁州球场日打球。”“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射堋命中万人看，球门对植双旗红。”“闲试名弓来射圃，醉盘骄马出球场。”“打球骏马千金买，切玉名刀万里来。”可见南宋军中为了适应主动进攻的战术需要，建立了拥有三万匹马的强大骑兵部队，因而积极地开展了马球运动。可惜，南宋的这种好景不长，赵眘的抗战决心，随着符离集一役失败而烟消云散，西湖的游艇上又恢复了宴饮歌舞，南宋的马球运动重归于寂寥。

　　唐代的马球盛行时，不仅有男子参加，也有女子参加。唐诗人王建的《宫词》中说，“新调白马怕鞭声，隔门摧进打球名”。就是指的皇宫内宫女打球。唐代女子打马球完全是为了娱乐。剑南节度使郭英又看女伎打球作乐，每天得花费数万钱。五代的前蜀主王建，也最爱看女子打球。他的妃子花蕊夫人写了好几首有关马球的诗。其中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的诗句，就是形容女子打球时的动态美。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在南宋就逐渐衰落了，但作为娱乐活动的女子马球，在皇官中却一直继续。宋哲宗时的进士王珪，宋徽宗赵佶，南宋宁宗的杨皇后，在他们写的三家《宫词》中，都有关于女子打马球的诗。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写宫女打球的情景是：“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可惜这只不过是马技和服饰的展览，看不出打球的激烈争夺。

　　跑、跳、掷，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能力，在人与自然界斗争中是离不开这种能力的。人类通过各种活动，显示出一些奇材异能，于是就成为人们敬慕和幻想的对象。“夸父逐日”就是古代人民颂扬长跑英雄并富有想象力的神话。《山海经》、《列子》、《淮南子》上都记载了这个神话。夸父族的部落住在北方，他们感到太阳走得太快了，没有给他们留下足够的温暖，便派了一个善于长跑的小伙子，想到天上去逮住太阳，让太阳永远留在空中。这个小伙子跟着太阳跑，从早上跑到傍晚，才在嵎谷的地方追上了太阳。由于一天的长跑，他感到口干舌燥，便到渭河里去喝水，把渭河水喝光了，并又喝干了黄河里的水。他想走回北方的大泽去喝水，走到半路便疲劳而死。他的毛发变成了草木，膏血化作了河流，手杖变成了桃林。因他没有完成族人的委托，死后便把一切都献给了大地，让后人踏着他的骨血去完成人类的宏愿。

　　“夸父逐日”的神话，虽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种幻想，但人类长跑能力在征服自然过程中所表现的作用，却给人类的想象提供了基础。在古代曾有许多超乎寻常的长跑能手，如《令鼎》铭文记载，周成王率领了他的臣下和奴隶，到淇田场去进行春种，农事完毕后又进行了射箭比赛。在返回王宫时，有一个叫令的小官吏和一个叫奋的奴隶，是成王的随从，跟着王的马车做护卫。周成王一时高兴说。令和奋，你们两人如果能一直跟上我的马车，跑回宫中，我就赏赐你们十家奴图—四西周失马走铭（令鼎铬文拓本）隶。周成王的驭手谦仲就快速驱马，车子飞快地奔驰，两个护车的人紧紧跟上，一直到了王宫。周成王如约赏赐，令用这笔钱铸了一个鼎，并把事情经过铭铸在鼎上。这个故事，说明令和奋能和马车赛跑，是出色的长跑能手。在汉画像石中也有在马车前跑步士卒的图象。

　　战国时期，战争的防御设施已经有了城堡壕沟。在攻城夺寨的战斗中就必须具有超越壕寨的跳跃能力，才能获得胜利。《吴子》和《六韬》等兵书上都特别提到，要把具有“逾高超远”能力的士卒编成一支特种兵部队，作为战术进攻的小分队。《左传》上记叙了这样一件事：吴王夫差想称霸中原，于公元前487年率兵北上攻打鲁国，军队驻扎在泗水之上。鲁国的大夫微虎认为应当趁吴兵立足未稳，攻其不备，以挫败吴兵的锐气。但是鲁君不听这个建议。于是微虎便在自己的家兵中挑选、组成一支突击队，自己带领着去实现这个计谋。因为是进攻营寨的战斗，挑选的办法，就是在庭院中设下障碍，”三踊于幕庭”，即凡三次能跳过者才能入选。结果在七百名家兵中挑选了三百人。入选者中也有当时正在微虎家中当家臣的孔子的弟子有若。由此说明春秋战国之时，军士中是十分重视跳跃的，同时也说明当时的儒士并不是文弱书生。

　　跳跃既然是作战中的一种重要的战斗能力，各诸侯国君当然十分重视。在《左传》上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领三军攻打曹国。在战斗中，大将魏犨和颠颓二人违犯了军纪，放火烧了曹国大夫羁负僖的家，魏犨在纵火中又烧伤了自己的胸部。晋文公见这两人违犯了自己的军令，十分恼火，命令军司马赵衰将这两人斩首示众。赵衰说，一天杀死两员大将于军不利。魏犨作战很勇敢，屡立大功。如果这次伤势不重，就赦兔了他吧。晋文公同意了赵衰的意见，并派赵衰去探视魏犨的伤势。早有人把这一消息通报了魏犨。魏犨等赵衰来看他时，用布把身上的伤缠紧，忍住疼，”距跃三百，曲踊三百”，就是向上跳三百次，向前跳三百次。并说，托晋君的福，我的伤已完全好了。由于魏肇表现了仍有很好的跳跃能力，晋文公便赦免了他，只将颠颉一人斩首，以正军法。

　　从这两件事情中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军队对跳跃能力是很重视的。秦汉以后，军队仍旧十分重视跳跃能力的训练。《汉书·甘延寿传》记载，甘延寿因骑良，被挑选参加了羽林军。在一次训练中，他跳过了羽林亭楼，其它技能也是优等，遂被提升做了郎官，南北朝时期，宋朝有兄弟两人都是作战勇敢的将领，一个叫卜天与，一个叫卜天生。卜天生年轻时只是一个十人伙的小队长。他带领自己的小队在军事训练中跳越二丈多宽的壕沟，十个人都跳过去了，只有卜天主几次都没有跳过。第二天还是训练这个项目，卜天生在壕沟底全部插满了锋利的竹签，稍一失足跌落沟底就会被竹签戳得皮开肉绽。十个人被这种危险吓住了，都不敢跳。卜天生手拍胸脯说道：“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坠此坑中。丈夫跳此不渡，又何须活！”他带头先跳，全队在他的带领下一连跳过了几次。卜天生就是用这种办法训练土卒的勇敢和跳跃能力，使他率领的军队成为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

　　投掷在古代也是一种作战的技能。据《范蠡兵法》记载，战国时候发明了一种发石机，可以把”重十二斤”的石头掷出“二百步”（这二百步可能是二十步之误）。石头是作战的武器，投石当然就是一种作战的本领了。《史记》中说，公元前224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一次最重要战役，即秦楚之战，秦国大将王翦带了六十万大军，驻扎在天中山，连营十余里，坚壁固守，不与楚军作战；兵士们每天练习“投石、超距”，一连数十日。楚军士气低落，身体疲倦；秦军的作战能力却大大地提高。这一次会战就全歼了楚军。汉代也重视投石技能的训练，并作为军队训练考核的内容，汉武帝的大将甘延寿，就因为“投石拔距，绝于等伦”，而得到提升。唐代时，高宗曾下令征召”投石、拔距，勇冠三军，具录封进”。《水浒全传》中写了一个原是东昌府都监，后来投顺了梁山泊，成为马军五虎上将的没羽箭张清，”善会飞石打人，百发百中”，投石是作战中一项根重要的技能：在火器没有发明以前，它一直受到军队将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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